The limited company of food & beverage prosecuted H company for the tangled contract.
Time:2007-10-01 Hits:2050
The limited company of food & beverage prosecuted H company for the tangled contract.   
    根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生效后,双方应当履行合同义务,一方不履行的,对方可以请求其履行,此即合同法规定的履行请求权。先履行抗辩权是相对于履行请求权而设定的一种合同权利,具有对抗履行请求权的效力,权利人因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而拒绝履行的不构成违约。先履行抗辩权有其成立的条件,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先履行抗辩权成立的条件有二:其一为合同义务存在先后履行顺序,其二为在先履行人未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在具体实务中,明确先履行抗辩权的成立条件,是判断能否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划分当事人责任的关键。
    根本违约是合同法规定的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之一,违约方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可以请求解除合同,终止合同效力,合同不再履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所谓根本违约,是指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另一方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根本违约不是是否适用违约金条款的条件,不能因为尚未构成根本违约而主张或者判决不适用违约金条款。
    本文结合汇韬律师经办的具体案例对先履行抗辩权和根本违约的特征及适用条件进行了探讨。
 
【基本案情】
原告:J酒楼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酒楼)
被告:H公司
    H公司与G公司于1995年5月3日签订了一份《XX酒家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发包方为H公司,承包方为G公司。该合同约定:承包形式为上交利润包干,承包期限自1995年7月1日起至2005年6月30日止,共十年,承包方上交利润数额总计115万元,按年交纳;承包方在承包期内有权重新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为企业重新注册企业名称。合同生效后,承包方G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由“G公司”变更为“X公司”,后“X公司”更名为“J酒楼饮业有限公司”。1997年6月2日,J酒楼与H公司签订了一份《转供能源协议书(总合同补充协议)》,就《承包合同》中的能源供给事宜进行补充约定,该协议书约定:H公司向J酒楼转供电、水、蒸汽、天然气,转供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承包合同》失效时止;H公司应保证正常供能,如遇能源管网所检修管道不能正常供能,H公司应遵守H公司与G公司签订的总合同(指《承包合同》)的约定,保证J酒楼在营业时间正常用能;若J酒楼已按时向H公司支付能源费,但因H公司拖欠能源部门费用导致能源部门对其限制供能,由此造成J酒楼能源供应不足及损失,由H公司每日赔偿J酒楼2万元人民币。
    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了纠纷,J酒楼于2002年7月16日向C市XX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出:(1)自J酒楼开业以来,H公司供给的能源明显不足,特别是自来水的水压和蒸汽的气压明显偏低,无法保障酒楼的正常营业,因此,H公司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义务;(2)J酒楼按时向H公司支付了能源费,但H公司于2000年7月中断了蒸汽的供应,造成J酒楼无法正常经营,致使J酒楼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J酒楼请求H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日2万元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300万元。
    H公司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委托汇韬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
    汇韬律师迅即调查了该案的事实情况,搜集了证据材料,证据证明:(1)自1996年11月起,J酒楼向H公司交纳了1996年至1999年的承包费,但均没按时交纳。(2)自2000年1月24日起,“J酒楼”拒绝交纳2000年至今的承包费,经H公司多次催收,J酒楼仍不履行,至今共计欠H公司承包费36万元。(3)自2002年6月26日起至本案原告起诉时止,J酒楼拒绝交纳能源费共计52957元。基于查明的上述事实,被告“H公司”于2002年7月28日提起反诉,请求J酒楼支付H公司经营承包费36万元及能源使用费52957元,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J酒楼在答辩状中称:《承包合同》的合同双方是G公司和H公司,而《转供能源协议书》的合同主体是J酒楼和H公司,两份合同主体不同;同时,两份合同调整的法律关系也不同,前者调整的是房屋租赁关系(虽名为承包但实为租赁),后者调整的是供用能源关系,即使后者在文字上表明为“总合同的补充协议”,但两份合同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都不应属总合同和补充合同的关系,所以H公司不能请求J酒楼给付承包费。
【争议焦点】
1、《转供能源协议书》是独立合同,还是《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J酒楼是不是《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向H公司交纳承包费的主体?
2、J酒楼未交纳承包费和能源费,是否构成先履行违约,H公司能否行使先履行抗辩权?H公司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
【律师观点】
    法院审理过程中,汇韬律师提出了如下代理意见:
一、《承包合同》与《转供能源协议书(总合同补充协议)》合同主体同一,《转供能源协议书(总合同补充协议)》为补充合同,两合同构成一个整体,权利义务具有关联性。
    《承包合同》、《转供能源协议书(总合同补充协议)》及J酒楼交纳承包费的收据等证据足以证明我们主张的上述事实:
1.《承包合同》明确约定了承包方G公司在承包期限内可以重新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为企业重新注册企业名称。G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证明,G公司进行了两次变更登记,变更后的最后名称为J酒楼,G公司与J酒楼系同一主体。
2、两份合同主体相同,双方签订《转供能源协议书》时,明确约定该协议书为《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这一点从该协议书后面具有说明作用的“总合同的补充协议”即可看出,两份合同权利义务具有关联性。
二、J酒楼违反先履行义务,没有按约定交纳承包费,H公司的停汽行为属于依法行使对J酒楼的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为,因而可以排除其行为的违约性,依法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J酒楼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在2000年1月向H公司交纳2000年上半年度承包费的一半50000元,没有在2000年7月交纳下半年度承包费的一半50000元,并至今拖欠2000年、2001年、2002年承包费共计36万元。也就是说,J酒楼在2000年1月即开始违约,正是其违约行为造成H公司不能实现合同利益,H公司因此停止向其供汽,是正当行使抗辩权的行为。
三、H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向J酒楼转供能源的义务,即使后来因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而停止向J酒楼供汽,也没有影响J酒楼的正常经营,并未因此给J酒楼造成损失,J酒楼主张赔偿300万元的理由不成立。
    首先,双方并未约定具体供能的数量,J酒楼也未提供H公司供能不足的有效证据。其次,J酒楼一直正常经营,即使在H公司行使抗辩权停汽期间也未停止过经营活动,J酒楼未出示任何证据证明在H公司停止供应蒸汽后造成了J酒楼用能不足并由此给其带来了损失。所以,J酒楼主张赔偿300万元损失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采纳了笔者的主要代理意见,认为:
    G公司与H公司所签订的《承包合同》名为承包合同,但其内容不符合承包合同的法律特征,因此双方不存在承包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以合同内容确定双方法律关系,因此,该合同名为承包合同实为租赁合同,双方所建立的是房屋租赁关系。由于H公司不具备国家特定的供能部门的职能,《转供能源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是《承包合同》的补充,供能是H公司作为出租人的一项附随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J酒楼已承接了G公司的权利义务,因此,J酒楼在经营期间拒绝向H公司交纳租赁费、能源使用费的行为构成违约。而H公司由于未向能源部门交纳费用造成不能向J酒楼供给蒸汽,亦是对合同的义务的违反,双方均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H公司请求J酒楼给付租赁费及能源使用费的请求成立,法院予以支持。由于H公司未履行供应蒸汽的义务是对合同的部分不履行,不构成根本性违约,且J酒楼一直在经营,因此不能按《转供能源补充协议书》约定的请求H公司每日赔偿20000元,只能请求H公司赔偿因其违约而给J酒楼造成的实际损失,因J酒楼未提供停气造成损失的事实依据,故J酒楼要求H公司支付约定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法院最后判决J酒楼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H公司交纳所欠的租赁费36万元、能源费52957元。
【汇韬点评】
    J酒楼诉H公司违约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以及H公司反诉J酒楼违约并要求其支付承包费一案,涉及到合同法上的先履行抗辩权问题,同时,法院在判决中以H公司未构成根本违约,判决H公司不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支付违约金,还涉及合同法上的根本违约问题,下面我们对这个两个问题进行评析。
一、关于先履行抗辩权
    所谓抗辩权,是指对抗请求权或否认对方的权利主张的权利,又称异议权。抗辩权的重要功能在于通过行使这种权利而使对方的请求权消灭或使其效力延期发生。
    先履行抗辩权为合同履行抗辩权的一种(其他两个为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因合同约定或合同本身的性质等原因使当事人履行他们之间的有关联性的合同义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后履行一方在先履行一方未履行合同义务前可以拒绝履行自己合同义务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7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先履行一方未履行义务之前,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这一条文规定的实际上就是先履行抗辩权。
(一)先履行抗辩权的特征
    先履行抗辩权作为一种对抗合同先履行方请求权的权利,具有如下特征:(1)其只存在于双务合同中,并且在该合同中,当事人履行义务有先后顺序。(2)先履行抗辩权是一种单项性的抗辩权,即只有后履行一方拥有先履行抗辩权,先履行一方则无此权利。(3)它属于形成权,即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不依赖于先履行人的协助。(4)先履行抗辩权有“私力救济”的性质,它属于暂时抗辩权(或延期抗辩权),只能延缓义务的履行与对方权利的实现,而不能消灭这一权利义务关系。
(二)先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
    第一,必须是在同一双务合同中当事人双方互负债务。先履行抗辩权存在于双务合同,因双务合同中当事人互负债务的关联性而生,对于各类单务合同不能适用。这里强调三点: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当事人互负债务”是指因同一双务合同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相互义务,如果当事人互负债务是基于不同的合同,则不能适用先履行抗辩权;其次“当事人互负债务”要求当事人互负债务之间必须具有关联性,即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否则不能适用先履行抗辩权。最后,“当事人互负债务”指的当事人之间互负的债务是主要债务而不是附随债务,先履行一方只是违反了对合同目的没有影响的附随义务,后履行一方不能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否则违背诚信原则。
    第二,必须是双方互负的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如果没有先后履行顺序,则不产生先履行抗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7条中的“有先后履行顺序”基于以下原因发生:一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互负的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二是根据合同本身的性质必然有先后履行顺序,如借款合同、保险合同等;三是根据商业习惯和惯例。其中对合同履行顺序的约定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
    第三,必须是先履行一方的债务已届清偿期。先履行抗辩权的目的在于对抗先履行一方在没有履行自己义务的情况下要求后履行一方履行义务,而在先履行一方的债务尚未到期时,其根本就不应该履行义务,这时后履行一方也无权要求其履行义务,故谈不上什么先履行抗辩,只能以自己的义务尚未到期为由对抗先履行一方的要求。那么,后履行一方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是否需要后履行一方的债务已届清偿期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先履行一方的债务已届清偿期、后履行一方的债务尚未到期时,先履行方针对后履行方的履行请求权尚未成立,后履行一方拒绝先履行一方的履行请求,是基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而非基于先履行方未履行抗辩。
    第四,必须是先履行一方未履行债务。如果先履行一方已履行了债务,后履行一方就不能以先履行抗辩权对抗其履行债务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7条规定了先履行一方不履行债务的两种情况:一是完全不履行;二是不完全履行。在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必须澄清:(1)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债务必须是主要债务,并且与后履行一方的债务有关联性;(2)对先履行一方的违约行为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不是先履行一方的任何违约行为,后履行一方都能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只有当先履行一方的违约后果较为严重,已损害到后履行一方的合同利益时,才能相应地使用先履行抗辩权;(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对“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只能是对“不符合约定”的部分相应地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是全面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4)对先履行一方在清偿期内提出履行自己的义务,但实际上并没有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
    最后,双务合同必须是有效的,否则双方根本就没有请求对方履行的权利,更无从谈起适用先履行抗辩权。
在J酒楼诉H公司违约一案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J酒楼与H公司动力设备厂签订的《转供能源协议》是独立的合同还是作为《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J酒楼辩称《转供能源协议》和《承包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调整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若J酒楼的观点成立,当J酒楼依据《转供能源协议》请求H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时,则H公司不能依据J酒楼未按《承包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而对其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因为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条件之一是双方基于同一合同关系而互负债务。
因此,我们就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通过如下方式予以了证明:
首先,通过证据证明两份合同主体同一,《转供能源协议》是《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两份合同权利义务具有关联性。
    其次,证明了J酒楼存在先履行义务,且未按约定先履行支付承包费的义务。依照《承包合同》的约定,J酒楼应该在2000年1月履行支付承包费的义务,而J酒楼在诉状中指出H公司未恰当履行供能义务的时间是2000年7月。这一时间的先后顺序恰恰表明,H公司停止供汽,是因为J酒楼未履行支付承包费的义务在先,H公司停止供汽在后,是正当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为。
    正如法院在判决中认定的,《承包合同》名为承包实为租赁。对于租赁合同来说,承租方支付租赁费用是其主要义务。因此,在J酒楼未按约定先履行支付租赁费用的主要义务时,H公司完全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辩权。
    其实,我们提出H公司停止供汽是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这一观点,并未完全获得法院的支持。因为法院在判决中认为:“J酒楼在经营期间拒绝向H公司交纳租赁费、能源使用费的行为构成违约。而H公司由于未向能源部门交纳费用造成不能向J酒楼供给蒸汽,亦是对合同的义务的违反,双方均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我们认为法院这一认定是不妥的,H公司停止向J酒楼供汽,完全符合先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是依法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为,不应被认定为违约。J酒楼败诉,是因为法院采纳了我们的其他代理意见。
    二、关于根本违约
    J酒楼诉H公司违约一案,法院在判决中使用了“根本违约”这一概念,法院认为:“H公司未履行供应蒸汽的义务是对合同的部分不履行,不构成根本性违约”。
  根本违约是从英国法中产生的概念,是对违约严重程度的一种描述,通常是指最严重的最根本的违反合同。但英国法并未明确提出根本违约的概念,英国法将违反合同分为违反条件和违反担保两种情况。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中的重要条款,带有根本性的条款,危及合同成立的目标时,即构成违反条件;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中的次要条款,只是一些从属性的条款,并不危及合同成立的目标时,即称为违反担保。在美国判例法上则有关于重大违约和轻微违约之分,重大违约是指由于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未能从该合同取得主要利益。虽然英美国家没有采用根本违约的提法,但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的违反条件和重大违约就是一种根本违约行为。按照英美国家的一些判例,违反条件或重大违约,将使受害人有权解除合同。
    在法国,法院在判断是否允许非违约方解除合同时,违约的严重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但法国法就违约严重程度之判断并未形成任何统一的明确的标准和概念。德国对于违约的严重程度虽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因一方的原因致部分给付不能、给付迟延或不完全给付时,如果“合同的履行对于对方无利益”,对方得解除合同。此处所谓“无利益”,是指受害方已无法获得订立合同所期待获得的利益。德国法此一概念与英美法中的“根本违约”或“重大违约”颇为相似,惟其内容及适用要窄一些。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5条规定了“根本违反合同”,即“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的一方不预知而且同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因此,《公约》衡量是否根本违反合同,有三个条件:第一,违反合同结果的严重程度,即是否在实际上剥夺了另一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第二,这个严重结果能否预知;第三,不能预知者的标准是处于相同情况中的同样通情达理的第三人。[i]合同当事人一方根本违反合同,对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并解除合同。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也有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只不过其所使用的概念是“根本不履行”,即第7.3.1 条(终止合同的权利):“(1)合同一方当事人可终止合同, 如另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其合同义务构成对合同的根本不履行。(2)在确定不履行义务是否构成根本不履行时,应特别考虑到以下情况:A.不履行是否实质性地剥夺了受损害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利益;B.对未履行义务的严格遵守是否为合同项下的实质内容;C.不履行是否是有意所致还是疏忽所致;D.若合同终止,不履行方当事人是否将因已准备或已履行而蒙受不相称的损失。(3)在延迟履行的情况下,只要另一方当事人未在第7.1.5条允许的额外期限届满前履行合同,受损害方当事人亦可终止合同。”
    欧洲合同法委员会1998年《欧洲合同法原则》第8:103条规定了“根本性不履行”,即“如有下列情形,不履行即为根本性的:1.严格符合债务要求是合同的核心;或2.不履行实质上剥夺了受害方依合同有权期待的东西,除非另一方当事人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能够合理地预见到该结果;或3.不履行是故意的,并且使受害方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再信赖对方当事人未来的履行。”另外,根据第9:301条第1款的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的不履行是根本性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综观各国及国际公约中与根本违约有关的规定,根本违约制度突出了违约后果对责任的影响,旨在允许受害人寻求解除合同的补救方式。因为在一方违约以后,受害人仅接受损害赔偿是不公平的,如果受害人不愿意继续保持合同的效力,则应允许受害人解除合同。而根本违约则旨在确定允许合同被废除的情况,给予受害人解除合同的机会。但如果简单地认为根本违约与解除合同的关系仅仅是通过根本违约制度给予受害人一种解除合同的机会,则没有准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确立根本违约制度的重要意义,主要不在于使债权人在另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获得解除合同的机会,而在于严格限定解除权的行使。因此,根本违约与解除合同的关系在于通过根本违约制度,严格限制一方当事人在对方违约以后滥用解除合同的权利。[ii]
    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4)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它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种可以说是对根本违约的规定,但在根本违约的构成,责任与补救等方面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不履行合同义务”包括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和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前者如货物买卖合同卖方不交货或买方不付款,借贷合同中借方到期不还本付息等,这应属根本违约;后者如不完全履行的是合同中的主要义务,也应属根本违约,如不完全履行的是合同中的次要义务,则不是根本违约。 “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指虽然履行了合同义务,但与合同规定的条件不符。例如卖方所交货物与合同规定的质量、数量、包装等标准不符,这显然不构成根本违约,可用更换、修理等方法进行补救。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该条实际上是预期违约中的两种情形,即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对于前者,债权人可以不待履行期到来,以其拒绝履行作为根本违约。对于后者,如果债务人的信用状况严重恶化而致履行不能,自然也应作为根本违约处理。可见,第107条和第108条只是一般性规定,对根本违约并未具体规定,而要视情况由法官认定。因此,合同法第94条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虽然完善了我国合同解除制度,使我国的合同立法上对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进行了系统整合,有效的限制和防止了非违约方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但是,该规定尚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
1、没有直接使用根本违约的概念
合同法采纳了根本违约的实质内容,充分体现了根本违约的思想,但没有直接适用根本违约的概念。合同法第94条第(4)项十分概括的规定了“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的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非违约方有权解除合同。而我们可以在《公约》的规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公约》在第25条中专门对根本违约下了定义,使得这一概念让人们可以一目了然,而无需费多的心思去理解这一概念的含义。
2、抛弃了对根本违约的主观衡量标准
    我国合同法规定根本违约为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即只有一方违约并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才构成根本违约。我国合同法未采纳《公约》中的可预见性标准(违约人或一个理性人在此情况下是否能够预见到违约行为的严重后果)限制根本违约的构成。这实际上也表示我国对根本违约采用“一要件说”,即以客观要件为唯一标准,而抛弃了主观标准。对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因主观标准的介入而造成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现象以及对债权人保护的不利因素,从而维护交易的安全。”
    对此,我们不予赞同。原因在于,可预见性标准把抽象的标准变为具体生动的人格形象,作为指导和检验预见程度的法定标准,且这一标准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视违约后果的性质、人的具体职责和实际能力而定。而我国合同法对主观标准的抛弃,给非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提供了方便,从而使濒临破产的交易难以得到挽救,最终使得我国根本违约制度只较充分体现了保护权利功能,而没有对促进交易功能予以应有的关注。
3、关于“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的规定具有原则性和抽象性,在司法实践中不易操作
    在我国合同法中,“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是判断构成根本违约的唯一要件,但是何谓“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是较难把握的一项规定,必须结合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很难找到一种统一明确的标准。即使这一规定集中体现了根本违约制度,但是由于其过于简单和抽象,很难为当事人或法院判定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提供一个明确统一的标准,这样不利于非违约方利益的保护,因为其很难判断对方的违约行为是否为根本违约,从而影响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最终使得自己的利益损害扩大化。从反面讲,也可能导致非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同时,也不利于法院在违约发生后对案件的判决,给司法操作带来困难,甚至会影响公平。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我国合同法在适用根本违约时的一个不足之处。
根本违约制度从英国普通法上发展而来,对现代的合同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他国及国际立法中都有体现。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在现行合同法中采纳了根本违约制度的实质内容,这不仅顺应了法律发展的趋势,也吸纳了两大法系的先进成果。为我国的合同解除提供了更为科学合理的法定事由的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合同法律制度的完善。但是由于诸多原因的存在,其在我国的适用有成功的同时也难免出现了不足,这正是亟待完善的地方。
    根据以上关于根本违约的分析,可以看出,本案中法院关于不构成根本违约从而不适用违约金条款的判决值得商榷。合同法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解决的是合同的解除条件问题,而非解决责任承担问题,更不是解决违约金条款适用问题。本案中双方并未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无适用根本违约的前提,法院完全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构成违约,而判决H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